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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咖啡馆碰到刘晓东的。
那天挺莫名其妙，才刚刚下午两点咖啡店就满课了。这家是个夫妻店，开在我租房的旧小区里，一般来说四点钟才会有些客流。我约刘柳两点见面，提前了三分钟到，进店前看到她的微信，她说，走错路了，可能迟点。我回复说，别着急，我也还没到。我问老板有两个人的座吗。店主说，没了，不行坐长桌吧。我说行，先来一杯埃塞俄比亚。另一杯呢，店主问。我说，人还没来，来了再说。他说，你前面还有四杯，要等会儿，行不。我说没事儿我不急。
长桌在店中间的位置，配没有靠背的高脚凳，被许多矮座位和茶几围着，估摸着能坐六个人，每侧三个，但是现在每边儿只有两把椅子，剩下两把被别人拖走加座在其他位置。我爬上高脚凳，有种赤裸感，虽然并没有人看我。
环境嘈嘈杂杂，我打开手机刷朋友圈。过了一会儿，店里来了一对母女，占去了长桌的两把椅子，留给刘柳的只剩我对面的最后一把椅子了。我给刘柳发微信，说，我到了，你还要多久。她说五分钟。我知道这一般意味着十五分钟左右。我继续刷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七夕快乐，才意识到店里人多或许是因为赶上了七夕节。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节日，我只在念高中的时候谈过一个女友，后来上大学，她要去加拿大留学，我去不了，我俩就吹了。到现在我早已习惯单身的生活了，对于再找一个对象，我也不是有什么兴趣信心和资本。
刘晓东就是在我刷微信的时候突然坐到我对面的。他个条很高，方脸，大夏天的还穿了件夹克。我本来想说这个位置有人了，但是因为不确定刘柳到达的时间，也或许是因为他壮硕的身材，我没拦他，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他坐下后左顾右盼了少许，眼睛瞄上我身前的咖啡。他说，诶呦，埃塞手冲，会喝。我抬头又看了他一眼，没搭话。他好像没意识到似的，继续说，这家店别的咖啡我不评价，但是埃塞没话说。语毕，长桌上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的态度，讪讪道，豆子好，没办法，随后咧嘴一乐，露出整齐的门牙，感觉还挺憨。
你常来？我抬起眼皮问他，作为常客，我是知道他定是不常来的。我奇怪地和他搭上了话。起初我归因于他那抱歉的憨笑让我升起好感，但后来再想，那或许只是个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我和他搭上话更多是因为某种对刘柳的迟到的幼稚报复，且我不愿承认。
没有，才第二次来，他说，上次来的时候喝了他们家四杯咖啡，就埃塞最对胃。四杯？对，四杯。我觉得这人挺搞笑，之前确实没见过这样喝咖啡的人。我说，哥们儿你注意胃。他说，没事儿，要坏早坏了，也不差这几杯咖啡。我低头给刘柳发微信，说现在没位子了，要不一会儿咱换个地儿聊。刘柳回复：马上到。我听到那哥们还在说，酒喝得多，他说。我回头朝店门口张望，外面并没有人影。我说，我喝不来白酒，平常喝可乐。他说，不是白酒，那玩意儿我是一点儿都喝不下去，我平常喝鸡尾酒比较多。
咖啡店木制店门上的黄铜铃铛响了，刘柳到了。她穿丝质的衬衫，配长裤，还挎了个包。我对她耸肩，我说，没座了。她环顾了一下周围，从别人的桌拖了一把空闲的椅子，塞到我边上坐下。我约刘柳是聊电台的事儿的。
我告诉刘柳，我从一个亲戚那里得知，在那个生养了我们的海边，有很多fm台几乎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没有节目可以播放了。衙门还在，但没什么人上班，不用很贵，我们可以并不麻烦地接手一个电台的黄金时段。我们可以以广告商或是传媒公司的形式，不需要政府编制，合法合规。
刘柳问，所以你有谈好具体的频道吗？我说，有简单问过一个，FM101.2，没详细谈。最早叫岛屿资讯广播，后来05年改名为环岛路电台，沿用至今。刘柳问，现在还有节目在播吗？我说，几乎没了，基本上直接转播的中央台。刘柳说，行，待会儿咱合计一下。
之后，我们又闲聊了一些别的，刘柳去卫生间。
刘柳是我大学同学，大我一届。当时我学的机电，但从来没有好好上过课，基本靠补考混到毕业。课余里喜欢无线电，在学校里架天线到处搞无线电通讯。那时候没什么法律意识，胆子也大，知道学校那片有几个FM频道收不到市里的广播，常年空闲，就想自己弄校园广播。我攒了一段时间钱，在二手市场里收了个小功率电台，能发射137MH的频率，又花钱找人改了发射频率。民用电台不改装的话只能在业余频段，收音机收不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小心翼翼地在宿舍做测试，还记得用mp3调到那个永远是噪声的FM107.1，听到自己的说话声传出来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我给电台起名叫“远山电台”。我认为是学校南侧的那个小山包挡住了市广播台的电波，因此山阴侧的这篇小土地才能容我割据一个波段。我对那个小山包很是虔诚，像渔民对大海。
有了电台之后，更需要的是广播的内容，可惜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校园电台创办的初期，我只是搜寻一些流行歌，还有下载一些相声，在晚饭的期间播放。一位舍友曾兴致勃勃地想办一个校园八卦的栏目，仅仅不到一周之后也就没了后续。远山电台这个名字，在私下里或许有偷偷摸摸于学生群体间有限地传播过。
后来刘柳找到了我。当时我不认识她，但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认识我，远山电台的创始人。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竟然来自同一个滨海的小县城。她感兴趣一些音乐和文学，说可以给电台提供内容，她说我放的歌太土。我彼时正不知道播什么，就答应了。她当时放一些纯音乐，没什么调子的那种，还会读一些短诗，都是我没听过的，但也没觉写得好。每天下午放课后，我就会拖着装电台的箱子，拎一只蓄电池，爬到实验楼的天台上架设设备——那是我认为全校最适合建立电台的位置，可以让食堂和绝大多数宿舍楼都覆盖在高质量的通信范围里，而且有个破棚子可以遮雨，铁皮的棚子也给天线提供了良好的固定基座。刘柳一般会晚我五分钟到，拿着一些打印的或是手抄的稿子。
我记得有一个冬天，天台上面风很大，特别冷，那天刘柳拿了好几张手抄的稿纸，里面是很多诗。她在大风里读，稿纸被风吹得凌乱，她需要一直整理，读得磕磕巴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远山电台里刘柳所主导的内容越来越多，而我也没有和她抢占的想法。直到后来，我似乎已经只是一个管理和运送设备的人了。我甚至已经习惯对刘柳所广播的内容的不知情，且毫无好奇之心，她在麦克风前广播的时候，我就在天台上点一棵烟，靠在栏杆上看她念稿。我总感觉我脸上的绒毛能感觉到那个电台发出的波似的。
我趴在天台的栏杆上往下看，很多人裹紧衣服在食堂和宿舍之间穿梭。
一般来说电台会播四十五分钟，从六点开始。那天才刚到六点二十，我被风吹得哆嗦，有些受不了了。我离开栏杆边，往她广播的棚子走。棚子没有挡风的墙，铁皮顶哐哐直响。刘柳双手捏着稿纸，只能任由头发被风吹得散开，在脸上扫来扫去。我喊她，刘柳！她对我皱了一下眉头，没有停下念稿，飞舞的头发挡在中间。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我的声音会被广播出去。我没管她，继续喊，我说，刘柳，别念了，太冷了，咱回去吧！她摇头，还在念。我说，这个麦克风没有防风罩，这么大的风根本收音不进去！但她就像没听到，连头也不抬了。我又呼喊了几声，她均不予理会。我受不了人装听不见，走到电台边上就要去关电源，刘柳立刻伸手阻挡。我把她的手甩开去够电源键，却突然看到几张翻飞的纸从我面前迅速远去——刘柳的手里还拿着稿子。我深知闯祸，立刻追着稿纸出去，一直追到天台的栏杆边，一张都没有追回来，只看着它们往北方飞去。
再回头，刘柳已经往楼梯口走去了，我把电台关上，赶紧追去。刘柳只下了一层，在五楼的走廊里看着窗外。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没事儿。我说，你没生气吧。她说，没。我们就这样并排站在走廊的窗子前，看向广播稿远去的方向。刘柳也冻得不轻，在室内避风一阵儿后，耳朵立刻通红。我用手背碰了一下她的手背，冰凉。我说，你手还没暖起来？她说，风吹的，僵了，不然不至于捏不住稿纸，你碰一下就脱手了。我说，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是太冷了。她说，没事儿，不怪你。我说，要给你捂一下手吗？她说，不用了。她又问我，说，你刚才说的风大收不了音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她说，这么冷，估计会听电台的人也不多吧，如果没人听的话，应该收音不收音也无所谓了。我说，不知道。
冬天天黑的很早，实验楼晚上也没有人，走廊里已经是一片漆黑。我和刘柳站在窗前沉默了很久。
我说，要不走吧，我上去收一下电台。她没应。我说，再不去吃饭食堂要关门了。她突然开口，语气很轻，说，那几张稿纸是飘到宿舍的方向去的吗？我说，是的，北边。她说，有没有可能，会捡起那几张纸读的人，比真正收听我们电台的人，还多？我说，怎么可能，这个电台我专门花钱改的，这是fm电台，和爱好者的波段不一样的，所有的收音机，mp3，还有智能手机都可以收到的。她说，这样啊。遂不响了。
气氛让我有些难受。我不由分说拉起刘柳的手，依然冰凉。我用我的手捧住她的手，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然后搓起来。她一开始有些挣扎，但是我捏的很紧，她很快就顺从了。感到她的手有些暖了以后，我直接拉着她下楼了。走，吃饭去，我说。她说，电台还在上面。我说，你别管了，我吃完饭再来收。下到一楼楼梯口，她挣脱开我的手。食堂里我要了两碗大排面，我说，吃点热汤面，暖和。刘柳说，回去我把钱给你。我说，不用，今天把你写的稿子弄丢了，算我赔罪。吃完饭以后我送刘柳到女生宿舍楼门口，明天见，我说。她说明天见。
现在想来或许也没什么不妥，但我当时确实无法放心把电台在外面放一夜。我于是又回到实验楼天台收拾电台。那天晚上收拾电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刘柳的那个问题，真的有人听我们的电台广播吗？我其实一直都知道，答案应该是不够乐观的——那时候智能手机和网络已经相当普及了，在我迷上无线电之前身边有听fm广播习惯的人就已经寥寥无几了。可是，每当我站在实验楼天台俯瞰学校里的人来人往的时候，想到他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用手边的设备接收到自己的广播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的感到满足。
第二天，我和刘柳如之前一样在实验楼天台见面，她手中依旧拿着足量的广播稿。那天微风拂面，温暖如春。我看了一眼她的稿子，有一篇短小说，是一个叫什么博尔赫斯的人写的，还有几篇诗，作者叫波拉尼奥，我均不熟悉。广播开始后我仍旧在远处的栏杆边点上烟，不过那天我还带了我的mp3，戴了一只耳朵的耳机听她播音。
喂，喂，兄弟，刘柳起身后不久，对面那位大哥又开始对我挤眉弄眼。不好意思啊，他说，打扰你们小两口过七夕了，我这一开始也不知道啊。我说，朋友而已。他说，你约了人也不吱一声，你早说我就不坐这儿了。我听了没吭声，心里有点儿不乐意，他话说得好像我和刘柳还打搅他了一样。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说，哥们儿你说你喝可乐来着，对吧。我看了他一眼，没搭话。他说，我跟你说，你要是平常喜欢喝碳酸的话，有些鸡尾酒你绝对喜欢，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看刘柳回来了，说，不用了，我不喝鸡尾酒的。刘柳的兴致似乎比我高一些，她说，什么鸡尾酒？对面的人说，太多了，带气泡的长饮，肯定比可乐好喝的。
在和那人聊天的过程中，刘柳对鸡尾酒展现出了很强的兴趣，我并不知道她是否曾经就感兴趣这个，只知道她以前喝葡萄酒。后来那人提议我们晚上一起吃顿便饭，然后去品尝一下鸡尾酒。我看刘柳似乎挺想去的，就答应了。
从咖啡店走之前，那人说，还没介绍自己，我叫刘晓东。我说，叫我阿伟就好。刘柳说，刘柳。刘晓东说，柳柳？刘柳说，文刀刘。刘晓东说，哦，本家啊！声音很洪亮。
之后，我们在吃饭时候逐渐熟悉。刘晓东知道了我和刘柳是大学同学以及同乡，我正想找一个电台做广播，而刘柳在一个社区委工作，体制内。我们也得知刘晓东是个留学生，还在念本科，现在是暑假期间。我和刘柳均惊讶于他的年轻。刘晓东说，哥，姐，叫我晓东就好了。刘柳说，你这孩子长得挺着急。刘晓东嘿嘿笑了两声。
刘晓东带我们去了酒吧。酒吧不大，两层楼，第一层是吧台，第二层是卡座，我进门就往楼上走。刘晓东拉住我，他说，喝鸡尾酒是要坐吧台的。我虽然不懂，但还是觉得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如果喝酒就要坐吧台的话，为什么酒吧还要摆上卡座。我们三个人到吧台前，我没有立刻着座，想等刘柳先选，刘晓东也没有选座位，而是跑去和酒保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柳显然没什么顾虑，坐在了靠中间的位置，我只好选了她边上的一侧坐下。刘晓东从酒保处回来后，很自然地坐在了刘柳的另一侧。于是我们分坐在刘柳的左右。刘晓东说，哥，帮你点了一杯菲仕类型的酒，你常喝碳酸的话会喜欢的。我听清了，但还是把头伸向他，故意说，什么？刘晓东提高嗓门说，给你点了杯酒！我对他俩笑了一下，我说，不好意思，隔得有点远。
刘晓东和刘柳各自点了一杯不知道什么酒，应该是他们之前聊天时候就商量过的。调酒师在制作我的那杯酒的时候，曾拿起一个瓶子，应该是要加柠檬汁，被刘晓东制止了，他要求调酒师换成青柠檬汁。刘晓东说，他在纽约上大学，一入学就喜欢上了鸡尾酒，每次回国都要四处品鉴。正在做酒的调酒师突然说，纽约不是有很多很好的酒吧吗？刘晓东说，在美国，21周岁以下是不能喝酒的，所以我年年都盼着回来。我说，你不是说你胃都要喝坏了吗，那你在美国真就滴酒不沾？刘晓东说，可以在家自己弄，没人管，我自己在家里也调酒喝。
刘柳和刘晓东喝得很快，我第一杯酒喝完的时候，他们第二杯都见底了。刘晓东去卫生间的时候，我问刘柳说有没有觉得这人挺装逼的。刘柳说，还好吧，留学生嘛。我一时难以听出褒贬。
刘晓东让做的那杯酒确实还算对我胃口，喝完我也没有感觉到晕，就让调酒师再来一杯一样的，第二杯喝到一半的时候才终于感到一点点酒意。刘柳和刘晓东聊了一阵子，我听到刘柳说家里人在催她结婚，还说最好要本地人。我说，那你怎么打算的？刘柳说，还能怎么打算，拖呗，他们就是闲的，再拖几年他们就不管了。我说，还单着呢？刘柳说，对。刘晓东突然问我，他说，哥，你是马上就要开始办自己的电台了是吗？我说，还在筹备呢，没个准信儿。他说，一般这么说就是快成了，电台播什么内容啊？我看向刘柳，发现她也在看我。我说，应该会有些文学的内容，具体的栏目后面还要再和刘柳商量。刘晓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想了一下，又说，也不一定，只是以前办过文学的内容，以后还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刘晓东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办这个电台。
在刘柳的广播稿被大风卷走的那晚之后，我就养成了在广播的时候听她广播的习惯。我没专门告诉她过，但我想她应该会发现，她至少一直有一名忠实的听众。不过，我一直都只戴一只耳机——如果我直接站在她边上听的话，广播就失去了意义，我也就不再是远山电台的听众；如果我只通过电台听的话，我害怕万一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听，那我的电台就会沦为一个哄女人的工具，这是更我无法接受的。不广播的时候，我也有去图书馆找过那些曾在刘柳广播稿中出现过的名字，看了一篇波拉尼奥的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爸爸出去旅行，父子俩竟然各自去嫖娼。我不明白这小说到底要讲什么，只觉得奇怪。那天别的小说我更是看不下去，在图书馆乱翻书，找到一本王朔，竟然一口气看完了。
我跟刘柳说，你那个什么波拉尼奥的，我看不明白，感觉不如王朔。刘柳说，我看过王朔，不喜欢。我说，你那些叽里呱啦的，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咱们电台可以加点王朔。刘柳说，可以啊，那你来挑内容写串词。我说，那我写不来，你让我放点相声还成，文学作品我弄不来，而且我也不会读。刘柳说，不会写可以学啊。我说，这怎么学，我一个理工科的，上课又不教。刘柳说，上课教你也不会去，之后我播完的稿子都给你，你拿去读一读就会了。我说，真要学啊。
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天上的白云是一绺一绺的样子，被一些飞机的航迹斜着叉过去。刘柳说，我拜托你个事儿。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她说，今年夏天我就要毕业了，到时候你能继续把电台办下去吗？我说，就这？刘柳说，就这。我说，好。第二天广播的时候，刘柳拿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从她加入电台以来的每一期的广播稿，日期和节目期号都清清楚楚。她说，这是之前的广播稿，除了那天的，都在这里了，你拿去看吧。我感到压力有些大，我说，这么多我也看不完，还是放你那里吧。她说，反正迟早要给你，我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直到那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的那句“好”，是如此沉甸甸。
刘晓东说，文学好啊，现在人们生活都太浮躁了，需要你这样做文学内容的人。我摆手。刘晓东接着说，哥，真的很佩服你这种能豁出去做自己兴趣的人。我把剩下的一点菲仕酒喝完。豁出去了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电台是自己的兴趣吗？曾经是，但现在不一定是。我说，我和刘柳之前一起办过电台，我答应她要把电台办下去。刘晓东表示理解。刘柳盯着酒杯，不知道在想什么。
2
再次驱车行使在环岛路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上一次开车驶过这里竟然是我初次拿到驾照。路已经重新铺过，路边的建筑也有一部分变了，但弯曲的环岛路的弧线却总让我有一种微妙的熟悉感。
环岛路实际上并不环岛，因为这座小县城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一个半岛，这只是一条部分沿海的环城路。我在这个不大的半岛上一直生活到大学前，刘柳也是。
抓着方向盘，看着陪伴了我十几年的天空和大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澎湃，很想对后座的刘柳说点什么，说点或许我们之间可以共享的记忆，比如曾经的高中，或是十年前的某场台风——不过当我侧头看到副驾驶上那位东张西望的留学生的时候，这种叙旧的冲动就自然消散了——我没有想到，刘晓东竟然真的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岛上了。
两天前，在我们初识刘晓东的那个晚上，我和刘柳提到了此次来岛上考察的计划，刘晓东兴奋地说要加入我们。我察觉到他已经有些喝多，遂答应了，毕竟酒桌上的话鲜有作数过。我当时没察觉到的是，其实我也有些喝多了。
那时候我除了最开始的两杯菲仕外，还喝了一杯刘晓东非要请我的不知道什么酒，他说我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那杯酒是敬我的，也是敬以后的他自己。我说，这没必要，我现在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这个电台未来也不会有盈利的可能性，烧的就是自己的存款，幸亏刘柳还会摊一部分电台的开销。刘晓东说，所以我才要敬你，因为你在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说，那是你没有穷过才会这么想。刘柳问他，说，那你想做什么？他说，做酒，鸡尾酒。我和刘柳对视一眼，我说，你似乎挺专业。于是留学生又开始说起他的鸡尾酒，我兴致寥寥，刘柳偶尔会接几句话。我问酒保，你们这行收入应该还行？酒保说，不太行，还累。
车上的收音机在放一些漫长的广告，而且一条广告可以重复播放四五遍。刘柳问，哪个台？我说，101.2，环岛路电台。刘柳说，转播？我说，不知道。刘晓东问，投广告这么便宜了吗？我说，你觉得能有几个听到这个广告，这个电台的范围就这小半个县城。
被环岛路所圈起的这个县城是个小县城，可以说，人口甚至没有发达地区的一些乡镇多。不过，这也正是我们能考虑设置电台的原因——作为一个县级单位，这个不大的半岛有自己的广播局，却没有足够的听众。
重复播放的广告有些令人烦躁，我把车窗打开了一些，海风呼啦啦的吹进来。刘晓东说，还挺凉快，车里不用开空调了。我从反光镜看到后座上刘柳散开的头发在飞舞，她皱起眉头，我觉得这画面有些熟悉。我说，风太大了，关小点。刘柳说，不用。我看到她已经一只手把头发抓好，另一只手从口袋摸出皮筋。
那天我们沿着海开了很远，一直开出了环岛路的范围，开到收音机的声音变得模糊，出现沙沙的底噪。第二天我们去和广播台的人谈电台的事儿，环岛路电台，每晚7到9点，使用一年，价格不贵，和最初了解到的差不多。我们也去看了广播室，设备挺齐全，除了老旧之外问题也不大。唯一和我们开始预期不同的是，没法签合同，我们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黑户。那边说，不要紧的，有个退休老头儿，租了个台每天播他自己唱的声乐，播了两年了，啥事儿都没有，现在还在播。因为没什么选择，再加上是一个信得过的亲戚介绍的，我们最后还是“买”下了这部分广播权，但是把三个月的预付款砍没了，变成每月底付下个月租金。后来碰到个什么科长，问我们打算播的内容，我说，文学，大陆文学。
事儿办得比想象的顺利，上午就结束了，广播站的人看起来尚靠谱，我们还是挺开心的，我中午请大家吃的土菜。饭桌上我和刘柳聊起之后打算播的内容，又回忆起许多曾经办校园电台的往事，我俩都显得挺激动。刘柳说，她之后她想播的内容会写好稿子发给我，我随便怎么安插在内容里都可以。我说，肯定的，你如果来的内容稳定，我这边就开一个专栏，毕竟电台你也摊钱了。饭后，刘晓东和我们说，他也想写点东西给我让我播，他也可以给电台摊费用。我问他要播什么，他说鸡尾酒，还有西餐。我本来想拒绝，就算答应可能也不会要他摊费用，但是刘柳先我一步替我答应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刘晓东发来的任何鸡尾酒或是西餐的广播内容，这位留学生几乎是白摊了一份费用。
对于把远方寄来的广播内容整合进节目里，我不能说更熟练。我曾经就这样替刘柳播过一整年的电台。
从真正开始逐渐接手我自己所创办的远山电台之后，我才发现在失去了可以糊弄时长的流行歌和相声之后，挑选和组织广播内容是一件令人筋疲力竭的事情。自从刘柳把她曾经的广播稿给我之后，每次播完之后她都会拉我一起讨论明天的播音内容，并且把当天的广播稿再次交给我。我们会下一层楼，在五楼的空教室做这些，之后她去吃饭，我上天台收拾东西。到后来我们也会提前带着便当过来，因为偶尔我们会讨论很久而错过食堂开门。这是压力很大的时刻，我听着她安排的明天的广播内容，她会询问我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审美能力和兴趣的我只能一味同意。后来，迫于压力，我白天会跑去图书馆物色广播内容，结果没来由地喜欢上了三毛，满脑子都是北非和撒哈拉沙漠。我和刘柳说，我要播撒哈拉的故事。她说，三毛？我说，不是《三毛历险记》里的三毛，是个女作家。她说，我知道。于是，之后的每一天我会准备几张广播稿，学着刘柳在页眉写上日期和广播期号，把广播内容放在中间。
广播比我想象得更消耗故事，加之刘柳有意地逐渐减少她自己的内容，我不得不成日泡在图书馆里寻找适合拿来广播的作品。那段时间几个舍友都以为我魔怔了，问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我说，我去图书馆不是学习，是在筹备远山电台的内容，他们方才恍然大悟。隔壁铺的哥们说，原来你的电台一直在办啊。我说，是的，不过之前的内容都不是我组织的，一年多了，你们都不知道？他说，我以为你就办了最开始几周。于是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找信号，找不到啊，他说。我说，现在不是电台广播的时段。他说，那啥时候广播？我说，晚饭档。隔壁铺开始嘲笑他，阿伟就在你对面，他怎么播？那人咕哝了一句，电台不都是24小时播的，你这算哪门子电台……
再后来，刘柳毕业了。毕业典礼朋友们大多都去了，我没参加，不是不想，而是时间和电台广播的时段冲突了。那天是自从刘柳加入之后，我第一次独自站在天台上播音。那时候是夏天，天黑的晚。播到一半的时候，我听到操场的方向有欢呼声传来，我看过去，举办典礼的操场被楼房挡住了，但我看到有不少彩色的气球升起。我想，或许在操场的看台上会有几个落单的同学戴着耳机听电台，看着自己仰慕的人在典礼上被团团簇拥住，而即将离去。广播结束之后，操场那边传来的喧闹声也逐渐静下来，我习惯性地下楼，在五楼的教室里坐着，安排明天的广播。弄完之后我又多等了一会儿，因为不确定刘柳在毕业典礼之后会不会过来——我还没能见到她穿学士服的样子。那天刘柳没来，我想她应该是被朋友拉去吃饭了。
大约刘柳离校后一周左右，我收到了她邮寄来的广播稿，稿件的格式和之前并无不同，只有页眉是空的，应该是留给我填写的意思。我给刘柳发消息，说，你怎么还搞邮寄，稿件直接网上传给我不就好了。她说，不行，那样的话网上会留有稿件的备份的。我说，有备份难道不是更好？她说，或许吧，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广播稿应该只有一份。我说，为什么，那丢了岂不是就没有了，就像那次碰丢的。她说，是啊，我们的广播搞里永远地少了一期的内容。我说，要是网上有备份就还能找回来。她说，错过了就应该是永远的错过了才对，否则就不是广播了。我感觉我有些懂她的意思了，我没回消息。我在想，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FM广播而不是互联网播客呢？如果我仅仅是因为自己所发出的声音可以被任何人所收听而感到喜悦，我理应选择互联网：合法，没有技术难度，潜在听众更多，且我的所有往期内容可以随时被重复播放。为什么不呢？
我好像隐隐能察觉到一些不同，但我分析不出来。我说，我大概懂了，我每期的广播稿也一直都是纸质的，没有备份。她回复了一个笑脸表情。
午饭结束后，刘柳和留学生说要去海边转转，而我则打算收拾房间。既然电台的事务已经敲定下来了，我应当要回到环岛路居住了。我那从出生起一直住到中学毕业的老房子还在，只是略欠打扫。三年前，住在这个屋子里的爷爷去世了，应我伯伯要求，奶奶也搬去和伯伯一家住。
重开水电，扫除杂陈，柜子里的被褥放出来晒晒仍然能用。收拾妥当后在楼下吃了便饭，我打电话给刘柳，问他们怎么安排。刘柳说，明天走。我说，不嫌弃的话，你们可以住我家，房间够，省了酒店钱。刘柳到家门口的时候拎了一大包烧烤，身后的刘晓东则搬了一整箱啤酒。刘柳说，晓东的意思。留学生说，晚上吃点喝点聊聊天儿。
我们在客厅吃烧烤。刘晓东要看球，于是去捣鼓电视，老房子的电视在我高中的时候换过一次，但是或许是因为网络还没开通，刘晓东弄了半天也没弄好。留学生兴致很高，高谈阔论，我和刘柳几乎都没怎么插上嘴。大约一点多的时候，我们也都累了，于是洗漱睡觉。刘晓东睡书房的沙发床，刘柳睡主卧，我睡客卧——那从小就是我的房间。睡前我把客厅收拾好，烧烤后的竹签子容易扎破垃圾袋。我提前把垃圾放到门口，听到刘晓东响亮的鼾声。回屋时我路过刘柳睡的房间，门没有关紧，虚掩着。我握住门把手，轻轻推开房门，主卧的门口是卫生间，所以开门后并不能直接看到床铺。我看到床铺对面的墙壁上有微光闪烁，刘柳应该是还没睡，在玩手机。
在我迈步往里走之前，突然想起了一些被忘掉的记忆，是初次碰到刘晓东那天。我想起，我在喝完那几杯酒之后，刘晓东又叫了别的酒，而我则逐渐话多起来，和他称兄道弟。后来我们结束了，站在酒吧门口准备各自打车回家，刘晓东叫的车先到了，剩下我和刘柳。我的手试探性的搂住她的肩，她一抖肩膀，甩开了。我们什么都没说。记忆到此就结束了，至于怎么回到家的，我更是一无所知。
于是我退出了主卧的门口，轻轻把门掩上。
3
那天，刘晓东给我发消息，说他搞到一瓶好酒，要请我喝。我说，我晚上广播结束后还有别的安排，估计不行。他回复说，好吧，那我明天去你那。我没有回复了。我没有骗刘晓东，晚上广播结束后我确实还有安排，我约了小高去吃烧烤，且不希望刘晓东掺乎进来。刘晓东其实是知道小高这个人的，看过照片，没有线下见过。
对于能和刘晓东保持联系这么久，我其实一直都挺惊讶。在环岛路电台的事儿敲定下来之后，刘晓东并没有和计划的一样回到纽约去留学，而是就这样一直呆了下来，在省城和半岛之间跑来跑去的。后来问他，他说他退学不想念了。我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多了去了，咖啡，酒，还有一些别的餐饮相关的。他又说他要开酒吧，说到时候等他酒吧开起来了，让我在电台里帮他宣传一下，比如在故事里提提名字之类的。那时候，环岛路电台已经平稳运行小半年了，广播的内容里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原创内容，主要是一些影评和书评，刘柳则会寄送一些自己写的小故事来。我说，要在故事里加你的内容，那你应该去找刘柳，她同意就行，我这边主要是做些书评，加不了。刘晓东说，别嘛，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写，比如说，在xx酒吧喝酒的时候提到了xx书，然后继续你的内容就好了。我说，行吧。
我开始写书评和影评是因为小高。播放环岛路电台的日子其实和曾经播放远山电台没什么区别，自从电台开始运营之后，我很快进入到那平稳且心无旁骛的状态。我依然会时不时收到刘柳的稿件，好像我们的电台从来不曾中断过。不过，现在的环岛路电台里已经不怎么会出现三毛和王朔了，可能是因为该播的已经播完了，也可能是因为些什么别的，这并不重要。大约播了两个月文选和故事之后，我认识了小高，是她主动联系我的。她说，她打了广播台的电话，从而要到了我预留的号码，然后再加的我的微信。我惊喜于环岛路电台竟然还有听众。我点开她的微信朋友圈，翻到一张自拍，主人公用一个笔记本挡住了嘴，露出清纯的眉眼。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刘柳和刘晓东，我说，环岛路不是没有听众的。
刘晓东回了一些没有营养的废话，而刘柳则完全没有回我。我从刘晓东处得知，刘柳最近在家里的逼迫下开始频繁地相亲，平均每周都要见一个人。刘晓东说，柳姐真惨。我倒没这么觉得，我感觉，如果刘柳自己并不想相亲的话，她是不可能听从家里的指示的，她甚至不会敷衍。不过，相亲似乎并没有影响刘柳给电台的供稿，她提供的小故事里也不曾透露和相亲或是结婚相关的蛛丝马迹。除了稿件，我和刘柳鲜有联系，也就没有机会再详细询问她。可以说，如果不是刘晓东还在时不时拎着一些酒来找我，我甚至对刘柳的近况一无所知。也拜刘晓东所赐，我在这段时间里喝了不少洋酒，也对酒类有了些简单的了解。
小高是在校大学生，也是生长于这座半岛的人，现在在县里实习。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就会播放这个电台，直到最近无意间发现了我的节目，立刻喜欢上了。从那之后，我时常会微信上找她讨论环岛路电台的广播内容。唯一的粉丝似乎比偶像更令人牵挂。有一次，在微信上和她聊到一本最近突然火起来的小说，我并不喜欢那个故事，絮絮叨叨的发了好几条六十秒的语音，对那个小说评头论足了一番。小高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想法整理成书评呢？我说，也可以。于是第二天晚上的环岛路电台就多加了一个书评环节。播音结束前，我对着麦克风说，感谢给此节目提供思路的一位挚友，也感谢她给了这个电台继续播下去的动力，这期节目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那时候，我神叨叨地笃定小高会成为下一个刘柳——从听众，甚至是唯一的听众而逐渐成为电台的创作者的一员——我由衷地认为那期书评是我和小高共同完成的，哪怕她没有提供一个字。我主动约过小高吃饭或是喝咖啡，好几次，小高都以时间不方便为由拒绝了。我们在网上沟通仍然热络，书评逐渐成为了环岛路电台里重要的一部分，小高时不时还会点一些书或者电影让我写评论，大多是我没有看过的新书或是新电影，不过我会抽时间看完。
这次吃烧烤其实是我第一次和小高见面，她穿一身随意的运动衫，素颜。我们本来约在一家还算干净的店里，结果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座位了，于是只好在街边找了一家排挡，落座的时候我看到蟑螂从拐角窜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在这种地方，你要是觉得不行我们可以再换地方。小高说，没事儿，这片儿排挡我从小就吃。我说，那就好，本来之前想约咖啡馆的，但是你没空。小高说，你喜欢喝咖啡吗？我说，说实话，一般，但是环境好。小高说，我不爱喝，我喜欢喝可乐，或者啤酒。我说，你喝鸡尾酒吗？小高说，不喝。
我们点了挺多海鲜，但我其实并不是很饿。小高也没怎么吃，几只烤生蚝堆在桌子上，我们俩只一直喝啤酒。我说，你应该有注意到，我在做书评或者影评的时候，里面经常会提到你的想法。她说，是的。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很多见解挺有趣的，你考不考虑自己也写一些呢？小高说，我感觉自己写不来。我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小高没说话，我接着说，如果我邀请你加入环岛路电台的话，你会考虑吗？小高拿筷子摆弄着生蚝。我说，没事儿，不是非要你答应，只是觉得碰到一个爱好相同又对广播又热情的朋友挺难得的。小高说，其实我可能很快就听不了环岛路电台了。我说，怎么了？她说，我的实习要结束了，可能下周就要回学校那边了，那边收不到电台。我一时语塞。我其实想说，反正我们有联系方式，那我之后的稿件可以发给你。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了刘柳。
“广播稿应该只有一份的。”
“错过了就应该是永远的错过了才对，否则就不是广播了。”
我也陷入了沉默。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刘柳寄来的稿件了。我想，她现在应该在忙于相亲，或是已经进入稳定的恋爱了。在远山电台的最后一年里，虽然刘柳不在学校，但是我们几乎每一期的内容都有沟通，我不会把稿件发给她，但是会和她聊电台的内容，或是选稿时候的想法。而从环岛路电台建立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这种沟通了，除了时而收到的稿件，刘柳几乎已经和电台完全无关。而我，我自己发现，把这种与人沟通稿件内容的热忱和习惯，统统倾泻到小高身上，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也会和刘柳一样加入电台。但小高并不是刘柳，而且，现在小高要走了。
在得知小高的存在之前，我并不在乎环岛路电台是否真的有听众，只感觉自己是背负着曾经许给刘柳的承诺和无所溯源的热情，把环岛路电台看作是远山电台的重生。我当然知道平常住在市里的刘柳是无法收听广播内容的，可是她还在为电台供稿，为电台出资。我相信，当年在实验楼屋顶广播的时候，我那戴了一只耳朵的耳机应当给了刘柳一定的鼓舞，哪怕她知道我或许并没有在听。环岛路电台广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感觉的，好像至少有一位无法言说的听众值得我为之广播一样。小高的出现让那位虚幻的听众被落实了。因此，当我得知小高要离开的时候，一种不知要为谁广播的惶恐摄住了我。
小高还看着我，我知道她在期待什么。
“所以说，你应该不会尝试做广播咯？”我问。
“是的。”她说，“但我还希望能收听环岛路电台。”
“那这样吧，你走了之后我会把广播稿发你的”
“谢谢！”
我看着她的笑脸，我相信，她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要经历怎样的抉择才能做出这举手之劳。当然，我想，或许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我在无病呻吟罢了，小高是正常人，她又怎能理解。
然后啊，日子就这样往下过下去，书，广播，咖啡，远方不定期的来信，还有环岛路的海风。我逐渐习惯了用电脑写稿和排版，习惯了播音前把稿件发给小高，习惯了偶尔晚上喝一点酒。不过，我还是用不惯电子稿，所以选择打印；我还是会把稿件整理成册，保留日期和期号；我还是会小心地收起这些往期的稿件，仿若它们是孤本。成册的打印纸里，刘柳寄来的手写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总在想是否要单独存放，但是那样又会破坏之前按照日期的整理方式，遂放弃。
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最后一点酒被喝完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刘晓东似乎已经消失许久了。从环岛路电台的建立开始，到记不起多久的过去，中间那记不起多久的时间里，刘晓东一直时不时会出现在这座半岛，然后拎着一些酒闯进我家。他带来酒的速度胜过我消耗酒的速度，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刻的发生。我翻看了我和刘晓东的聊天记录，发现最后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也是三个月前了。我试探性地发了几条问候的消息，没有收到回复。我没敢贸然打电话给刘晓东，而是决定先问问刘柳。微信上刘柳告诉我，她也不是特别清楚刘晓东的情况。刘柳说她谈恋爱了，我说恭喜，我问她是相亲的吗，她说不是，她说她现在情况还挺复杂。我说，要不我们线下聊吧，我去省城。刘柳说，好，线上说不清。
再次在咖啡馆见到刘柳的时候，我感到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憔悴和亢奋，我想打趣说她甲亢，但是憋住了。我说，好久不见。刘柳笑说，好久不见。我说，你怎么突然就谈起恋爱了。刘柳又笑，说，不给？我说，挺好啊，啥时候结婚？刘柳说，没定呢，或许今年，或许明年。我吓了一跳，没料想到她真的就这样打算结婚了。我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刘柳说，周末出去玩遇到的，他是做街头艺演的，非常有趣。我又被吓一跳，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街头艺演，但街头二字就足够让我觉得埋汰了。我没有隐藏我的惊讶，但刘柳似乎没有察觉到，应是在开口之前就对我的反应有所预料。她没有停，而是接着叙说了许多她这位街头男友的好处，以及他们俩相处如何和睦，我想她应该早已习惯了在说起这段恋情的时候别人投射来的目光，让她仿佛在讲一个反反复复讲过的故事，讲给自己而不是将给我，全程自说自话，我完全没有机会插一句嘴。
根据刘柳的描述，此人应该是一位风趣的人，擅长让人欢笑和掏腰包的魔法，能应对各种各样的观众和城管。他博学，懂各式样的知识，踏各国度的土地；他浪漫，在田野画素描，在城墙弹吉他；他矫健，能耍火把，吞宝剑。他生于街头，且生活于街头，却远非街头所能束缚住。
我问刘柳，那位街头青年年纪多大，刘柳说，比她大了不少，曾经在很多个国家演出和流浪。我想，我和刘柳也都不小了，那人应该也不是青年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长发长胡子的街头中年。我问，那你现在是跟着他在走吗？刘柳说，是的，我从之前的工作辞职了。我问，那你的家里人呢？她说，当然是不干，我和他们已经很久没联系过了。我一时间有些语塞。刘柳突然说，我们下个月去印尼。我说，好啊，印尼挺好玩的。刘柳说，电台的钱，我可能这段时间没法摊给你了，到印尼之后，我也不知道还要待多久，不知道稿件还能否寄给你，之前的稿件，那些小故事，有不少都是我们一起创作的。我回想那些小说和小小说，平心而论我觉得写得并不差，有些甚至称得上精彩。我说，没事儿。我想起小高，我不知道该不该和现在的刘柳说小高的事儿。我问刘柳，你这个男朋友，这么有才的话，有没有尝试走演艺道路？刘柳说，那个圈子烂透了，他曾经参加过选秀，之后才发现全是黑幕。
刘柳突然说，你是不是也觉得挺不靠谱的？我没说话。她说，没事儿，我自己也觉得挺不靠谱的，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说，其实没什么不靠谱的，我们都一样，你们去印尼，应该比我办电台好吧。刘柳说，对不起。我说，别这么说，我也不知道电台还能办下去多久，只能说能撑一天是一天吧。我又说，有困难别不好意思找我，也别不好意思回家。刘柳说，知道。
我说，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你知道刘晓东怎么回事儿吗？刘柳说，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刘晓东。我说，哪里？她说，他家。我说，他家？你知道他家在哪？刘柳说，办电台之后刘晓东常来找我，喊我去过他家。我说，方便去吗？她说，反正我也要走了，我无所谓了。我说，那我也去吧，我也没什么好矜持的了。
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高档住宅，刘晓东的住处是一个长租公寓，幽暗的走廊两侧都是一扇扇同样的门，我惊讶于刘柳能熟练的在这个迷宫里找到那扇对的门。我们敲门，无人应门，于是我们去公寓前台要了便签和笔，贴在了刘晓东的门口，说阿伟和刘柳来过，刘柳下个月要离开了，希望他能联系我们。
刘晓东在那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叩响了我的房门，拎了两瓶酒，就像中间没有断过一样。我赶紧迎他进门，我说，好久不见。他说，好久不见。我们坐在餐桌的两侧，两瓶棕色的烈酒摆在我们中间，一时间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话。我发现，这次刘晓东拿来的两瓶酒都是开过的，虽然基本上都还是满瓶，但是显然都被倒出来过少许，并且酒标被撕掉了。他曾经带来过的所有的酒都是未开瓶的新酒，酒标也都是完好的。刘晓东发现了我在看酒，他说，两瓶都是昨天开的，刘柳喝的。我说，刘柳？他说，对，那天你们去了我那之后，我拿了这两瓶酒先去了刘柳那，然后今天过来的。我没说话。
刘晓东接着说，其实那天你们敲门的时候我在房间里，但是我不想应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他说，刘柳刚谈恋爱那会儿我还和她联系比较多，后面我认识了她男朋友，很有意思很有魅力一个人。我说，刘柳也给我说了她男朋友的事儿，但是我还没见过。刘晓东说，就像我最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说的那样，我很佩服你们。我摇头，说，我们没有什么特殊。刘晓东说，我应该和你们说过，我要去做酒，就像你做电台，刘柳和她男朋友要去印尼一样。我点头。他说，我甚至为此退学了。我点头。他说，前几个月，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美国读书时候的朋友，在欧洲开了个酒吧，喊我去。我说，好事儿啊。刘晓东说，当然是啊，但是我没去。我说，你为什么没去？
刘晓东没说话，他站起来去我厨房拿了两个闻香杯，打开两瓶酒，各倒了一点，这两个杯子也是他以前拿来我家的。他说，都尝尝。我分别拿起来，按照刘晓东之前说过的方式，闻了一闻，再各抿了小口。他说，喝的出来吧。我说，我不太确定，味道都又厚重又辛辣，只能喝出来左边是威士忌，右边可能是朗姆。刘晓东点点头，他说，刘柳也喝出来了，但是我喝不出来。我说，怎么会呢，我喝酒还是你教我的。他说，现在可以，但不是每次都可以。他指了指自己的舌头说，没有舌头了，当时就是这两瓶酒，我非说都是威士忌，我其实从最开始味觉就一直不行，只是到现在才意识到。刘晓东摇摇头接着说，所以我没去欧洲，我拒绝了那个朋友，我做不了这一行。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刘晓东，我只是想到我自己，除了小高，又有几个人还在收听环岛路电台呢？我又想到刘柳和那位街头艺人，又能有几位观众会给这另类的乞讨者投出硬币呢？我们的味觉可能只更不灵敏，但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投身其中，只不过不是酒罢了。
我问刘晓东，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能做的都不想做。刘晓东拿起了那杯朗姆，把没喝完的一口喝完了，他说，我其实之前还写了一个稿子，讲鸡尾酒的，但是写完以后觉得不好，就没有给你了，你要不帮我播了吧，当作我退出这个行当的丧钟了。我说，行，你把稿子发我看一下。刘晓东当即把稿子发给我了，我粗略扫了一眼就感到写得确实不行，于是有些不情愿把这篇稿子加到之后的内容里，特别是考虑到小高还会收看这部分内容。我说，你要是没事儿就在这呆两天吧，明后天的节目已经排好了，给你加到大后天行不。他说，行。我想了想，决定在电台里加入这部分播放内容，而在发给小高的稿件中把这部分删除。
两天里，我依然保持着之前的生活节奏，准备和整理广播稿，打印广播稿，把稿件发给小高，然后播音，再回家。刘晓东白天时而出去，他说去海边溜达，晚上我广播结束后回到家里，他会拉我少喝两口酒，然后聊聊当天广播的内容。这两天广播的是两部最新上映的电影的影评，刘晓东在听完影评后甚至还去补看了电影。
第三天下午，随着家里的大门被叩响，刘晓东屁颠屁颠跑去开门，是刘柳。我说，你怎么来了。刘柳说，我怎么不能来？我说，晓东喊你来的？刘柳说，对。刘晓东说，喊刘柳姐过来最后听一集环岛路电台吧，她马上要去印尼了，之后谁也说不好，而这一期刚好也是我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我点点头，说，挺好的。时隔多年，得知刘柳将要再次收听我所主持的电台，我感到一股压力，尤其是想到近期的节目内容已经大大地受到小高的影响，比如今天将要广播的书评的书就是小高点播的。
广播尚算顺利，回家后发现茶几上堆满了啤酒和烧烤，刘柳和刘晓东坐在桌边笑盈盈看着我。刘柳说，下班啦。我笑说，对。刘柳说，广播风格成熟了很多嘛，都开始写书评了。我说，乱写的。刘晓东对我招手，说，快来吃吧，可能是咱们仨的最后一顿了。我问刘晓东，你过两天回家？刘晓东说，准备接着念书了，已经拿了香港一个学校的offer，重新读一个学位吧，然后老老实实上班了。我说，羡慕你们能留学的，不像我这种从土鳖学校出来的人，最后只能做电台。刘柳白了我一眼。我说，你不一样，你马上也要出国发展了，最后这里就我一个人留守咯。
我们三个人聊到很晚，啤酒喝完之后又把刘晓东带来那两瓶烈酒掏出来喝，大家都有点喝多。刘柳说，上一次我们这样喝酒还是电台刚建立的那一天。我说，是啊，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桌子上堆着吃完的签子，还有生蚝的壳儿，刘晓东在刷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说，等到环岛路电台的最后一期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来这里再聚一次，有头有尾。刘柳笑笑没说话。我说，你们俩到时候，最好给我抽时间回国，听最后一期电台，听到没有！
刘晓东还在刷手机，逐渐皱起眉头。欸欸欸，他把手机摊到桌子上，说，阿伟这是你的账号吗？我低头看去，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平台的账号发布的博客，标题正是我前两期节目所评论的电影。我继续往下翻，发现这个博客的内容就是影评，确切的说，是我的影评，是我自己一字一句写下的广播稿，一字不差。我心脏漏跳一拍。刘柳看我表情不对，问我，怎么了，这个电影你们看过？我猛然想到小高，她是唯一有我广播稿电子备份的人。我说，失陪一下，随后我快速走进书房打开电脑。
电脑开机的空挡里，小高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想会不会是别的可能性，比如某别有用心之人录下了我电台的内容，又或者我的电脑中了什么病毒，导致我稿件被窃取，还可能是我或者小高的账号被盗取了。刘晓东和刘柳慢慢走到房间里，刘柳说，没事儿吧？我没应，只是在电脑里随便打开了上个月的一篇书评，复制了一段话，然后到搜索引擎里搜索。密密麻麻，前五条乃至十条内容都是一字不差的内容，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平台和不同的账户。我呼吸有些急促，又搜索了两个月前的另一篇稿件，依然是看到我的字句充斥着网络。我深吸一口气，复制了更早期的，认识小高之前的一篇稿件到搜索框，敲下回车，当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是大量零散的无关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释怀。
我有些无力地向后靠去，刘晓东和刘柳站在我两侧，看着亮着荧光的显示器，什么都没有说。刘柳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儿的。我说，等一下。我随便点开了一个发过我稿件内容的账号，浏览账户的发表内容。这个账号发的文章很是杂乱，除了我的广播内容之外还有大量别的文章。我上下翻页，发现这个账户已经注册很久了，而第一次出现我的稿件内容和小高离开环岛路的时间大致吻合。向上看最新的内容，我看到我几个小时前刚刚播完的书评已经出现了，点进去，看到发表时间是20:03，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到家。
看着屏幕上那无比熟悉的广播稿，我再次向后靠去，白底黑字在我眼前糊成一团。房间里三人沉默着。突然间，我猛地意识到，此刻展现在屏幕上的，今日的广播稿，里面缺了一段内容——缺了刘晓东的那篇写鸡尾酒的小短文！我赶紧起身把网页关闭，我说，没事儿了，别看了。我从未感到如此窘迫。深吸一口气，我起身，说，走吧，回去接着喝酒。
从书房出去的时候，刘柳一直把一只手放在我背上做安抚状。我看着刘晓东的背影，他走得不急不缓，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我回忆，在我所有的存档备份里，应是仅有发给小高的那一份里面删去了刘晓东的短文。
坐下，我们各自沉默着喝了点酒。我发消息给小高，说，我每次给你的广播稿你有给过别人吗？她相当快地回复，说她学校社团里有几个朋友也很感兴趣，所以她会跟社员们分享这些书评和影评。我打字：之前提到的那些电影和书，是你自己想看还是你朋友提的？想了一想，删了没发，改成：没事儿，随口一问。发出去之后觉得太严肃，又补了一个小猫表情包。
把手机关机放进口袋，我问刘柳和刘晓东，说，你们想去广播站看看吗？
4
凌晨的半岛一片漆黑，放眼望去最亮的竟然是远处那条蜿蜒的环岛路。风特别大，刘柳一直用手抓头发，我和刘晓东靠在广播站天台的栏杆上。刘晓东掏了一支烟，但因为风大，一顿点火愣是没点着。我看着广播站顶端的那个天线，大学的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以后竟然有一天，携带者自己声音的磅礴的电波可以从这样的天线里发射出来，耳边刘晓东的劣质打火机咔哒咔哒的响。
我说，如果没有网上那些东西，你们觉得能有多少人收听环岛路电台？刘晓东放弃了点烟，把打火机收回口袋。刘柳说，不会少的，电台覆盖面积大，路上出租车什么的会听到的。大风还在吹，一只塑料袋在天上飘。我说，如果我在这里把广播稿撒出去，有没有可能，捡到稿子读的人，会更多呢？
刘晓东说，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至少现在有更多人通过互联网接收到了我们的内容啊。我余光看到刘柳在对刘晓东摇头。我说，晓东你应该不知道，曾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不小心打飞了刘柳的一期广播稿，当然也可能刘柳和你说过，这不重要，那几张广播稿就永远地遗失了，或许有人会捡起来读，或许没有。我说，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也有些东西，应当只有一份。
我问刘晓东，你啥时候去香港？他说，这个月月底。我又问刘柳，你是下个月去印尼？刘柳说，是的。我说，这一期就算作环岛路电台的最后一期了吧，刚好我们三个都在，有头有尾。他俩没说话。我说，应该把往期的广播稿从这儿撒出去。刘柳笑了，说，只可惜没带，我在书房看到你的稿子都打印出来了。我说，没必要啦，现在这些内容网上到处都是，扔一个副本有什么意义呢？
5
那天我毕业，拍完毕业照之后我就偷偷溜了，后续还有一些庆典什么的是没有必要出席的。等我穿着学士服拖着设备爬到实验楼天台的时候，我看到刘柳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说，好久不见。她说，好久不见。我说，你来了多久了？她说，还好，不算太久。我说，最后一期了。刘柳说，是啊，最后一期了。我说，难以想象，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和过去的一年一样，这一期全程由我广播，因为知道刘柳在边上听着，我略微感到一些压力。播完之后，我们站在天台上，听到操场方向传来的庆典的欢呼声。我把广播稿整理一下，夹到文件夹里。我今天带了过去所有的广播稿，整整一包，好几大册，除了之前被打飞的那一期之外每一期都在。我说，这些广播稿给你吧，你最早给我的那些也在里面。她说，你毕业之后做什么？我说，不知道，随便找个工作吧。她说，我们还会有机会做广播吗？我说，不知道。
刘柳拿了一册广播稿翻起来，翻得很快。她说，你说，这几年来，究竟会有多少人听过我们的广播呢？我说，总归会有的吧。刘柳说，你觉得上次被你打飞的那几张广播稿，被人捡到了吗？我说，捡到肯定会被人捡到的，最不济也会被环卫捡到。她说，应该是没人读的吧。我说，不知道。
那天还是有些风的，虽然没有碰丢稿子的那个冬夜风大。
刘柳说，留这些稿子其实也没什么用吧。我说，算个念想吧。刘柳说，如果我们把这些稿子全都撒出去，肯定就足够吸引人来读了吧。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的不打算留这些稿子了吗？刘柳说，你觉得我们之后还会做广播吗？我说，应该是不会了。她说，那留这些稿子也没什么意义了吧。我点头。我们走到栏杆边。
刘柳打开手上那册稿子的活页，拿了一把往天上抛去，雪白的纸张呼啦啦散开，往下坠落。一册很快就抛完了，我们从栏杆往下看，能看到远近的道路上都有些许散落的稿子，不少学生捡起来看，然后抬头寻找这些纸张的来源。
刘柳说，如果你之后有机会做电台，记得喊我。我说，好。刘柳说，我可以帮忙的。
刘柳低头，从包里拿出第二册稿子开始往下撒，于是我也拿了一册开始抛洒。恰好此刻风力见长，我们越抛越快，几年的稿子很快就抛完了。我想，此刻应该是远山电台最辉煌的一刻。
我们撑着栏杆，看着无数的稿件在天上翻飞，很多，很密。像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像什么。